針對軍公教開始課徵所得稅乙案，大抵多能取得社會大眾與軍公教當事者的共識；然坊間多從政策面與經濟面作為考量軍公教課稅爭議的交鋒之處，筆者則願從課稅後社會大眾對教師的認知觀點及教師的自我認同之社會心理層面與讀者分享。
蓋從國民政府遷台後開始實施的軍公教免課徵一般所得稅，不難發現其主因有二。前者主要由於戰後台灣社會中，當時相對於一般市井工商各行業而言，軍人與教師之工作較繁重而待遇十分微薄，基於對其妥加照顧並做某種程度之彈性貼補，因此持續免徵軍人及教師之所得稅。後者之理由則更具互助感恩之意義，即對戍守家園的軍人以及諄諄不倦的教師們的一種尊崇與禮遇。或許有人對此理由認難信服，但如僅為補貼微薄薪水之不足，則當六O年代經濟起飛，軍人及教師待遇大致已可追上一般薪水階級時，當時即大可闊斧執行軍教全面課稅，卻鮮少人直接挑戰對辛勤的軍人及教師開刀，無非著眼於後者──仍秉持對軍人，特別是傳統上對於教育工作前線的教師一種持續的敬意。
對於變遷中的新時代、新政府之開展所產生的新社會條件與需求而言，基於某種平等與妥協所衍生的軍教開始課稅之課題，應該是可以被接受與激盪出共識的。然而相應而生的除了國家在稅務上的不可不謂勝利外，一種對教師產業的認識與廣大教師自身所產生的新身分認同所發生的社會心理效應，應是值得被深思。首先就某種程度來說，此舉宣告教師進入等同於一般勞工的時代，在原先主要由教育良知與教育熱忱、加上一份乍算優渥卻毫無前景的薪資前景所架構起的教育機制，演變成為無論是社會意識對於教師的認知或是教師的自我意識上，將籌組或成立工會，以維持甚而捍衛自己的勞工權益諸如工時、工資等將視為理所當然的教育勞工聯盟。以往以籠統教學時數粗略象徵教學所需的大量時間、用難以量化的教育熱忱廣泛涵蓋教學品質與教育成果，都極可能隨者『勞工化』了的教師之認同轉變而有新的變異。這樣的心理轉變不但需要而且正在發生於教師本身，甚至社會大眾，特別是與教師直接對話的家長們所需要被再教育與提示的；筆者即曾觀察到至今仍有家長會不經意地、直接反映地有諸如：『如果教學不力則愧對國家納稅人的的錢…』、『放學後(也是老師下班後)學生如果有課業上的問題老師應提供協助…』等觀點。平心而論，同樣身為教師，多半不會激烈地反駁如此的教學或道德要求，但教師所爭取的，絕非『課稅→教師勞工化→依法依權益行事』的簡單邏輯，而是在公平課稅的原則下，是否仍保有的一份對教育任務的呵護與尊重。
對教師自身的前景與調處而言，新的變異不一定帶來不好的結果，然而無論如何，教師體認自己從『被敬重及賦予高道德標準與高度社會責任的老師』轉變成為『不斷挑戰教學績效的超級教育業務員』勢將成為新社會教師心理學的重要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