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們可以理解，當代的人類學者以及田野研究工作者，已多半能運用既有之客觀理論架構框架所詳實蒐集待研究的紀錄與資料。即便如此，熱情的研究論述常在夾雜個人詮釋風格或意識形態色彩中被閱讀出偏頗之處，而往往更深層的論述偏見，卻也常不著痕跡地隱藏鋪陳在冷靜的研究分析與質性說明中。
此外，在延伸閱讀過程中，讀到一篇談到醫學界有關臨床倫理的倫理技術，文中提及的雖然是屬於醫學領域中有關醫師與病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但談及觀察者與被觀察者、治療者與被治療者這類對立或對等關係在互動時所建立起的機制機制何然或應然的探討時，倒也頗發人深省。例如文中提到：「個別案例有其各別之倫理脈絡，而且在現場情境中所做的倫理諮商是針對個別狀況下判斷，但此判斷背後的依據乃是普遍性的。但由於它無法以原則形式充分顯示，故只能用文化性的方式彰顯之。」就讓我深思人類學者在綿密謹慎的田野研究背後所析出的「文化」意涵，是否能經常覺知這樣的「文化」符旨與被研究者獨特而珍貴的特殊脈絡之間的龐大鴻溝。
另一方面，「臨床醫師常常提出倫理四原則在臨床中有「知」與「行」之間的落差，也就是西方的「知」（知識）與在台灣「行」（實踐）的現況有所脫節，無法全然回應台灣臨床倫理情境中的倫理需求，但是，又因為倫理四原則的超越性 ，又苦於無其他指導原則可依循的情形之下，只得削足適履的勉強使用。其實，這不只在倫理諮商上是如此，在其他社會科學所涵蓋的領域，無論是理論或實踐層面，也都普遍有跨文化所引起的文化不適應（cultural intolerance）窘境。」在研究原住民文化以及日趨火紅的臺灣本土論述的同時，如果無法在所有或至少大部分的論述中，直接檢視所運用的是出自哪個論述系統的工具，則該研究分析不免失之嚴謹與深刻自省。
「以歷史脈絡而言，本土化本身就是反殖民運動，反對外來強勢論述越廚代庖，鳩佔鵲巢的替代或扼殺本土論述。在臨床倫理諮商上，相較於前述倫理四原則有豐厚的西方論述做背書，本土文化模式的建立，顯然不是借助外來文化價值的加持，而是直接從台灣文化中的情境脈絡開始抽絲剝繭，藉由在地臨床倫理情境的各個案例與涉略面向所呈現的資料，進行文化文本分析，最後尋找出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臨床醫學如是，文化人類學研究何嘗不然？
參考資料：
菊花與劍。2007年7月30日，閱讀自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049353
The Arab Mind。2007年7月30日，閱讀自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F011096002
謝世忠。1991。學術觀光與人類學田野倫理。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21期。台北市：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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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自己。藝術教育質性研究 報告3
指導教授：潘英海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