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題名為「道德的困境：人類學者及其知識的軍事化」的文章，由一篇轉載的新聞內容開題：
華盛頓郵報最近一篇報導中提到，美國對伊拉克戰爭的指揮官，最近聚集了一群戰事專家，包括一名澳洲人類學者，和Princeton的經濟學者。希望由這些專家提供相關知識挽救漸處下風的對伊戰爭。這位澳洲的人類學者Kilcullen，主要是研究伊斯蘭在印尼的極端主義。他目前擔任澳洲政府的首席戰略專家。頗令人震撼的是他說"All that the new strategy can do is give us a fighting chance of success, and it certainly does give us that."
接著作者例舉Ruth Benadict所撰寫的「菊花與劍」，以及Raphael Patai 在1973 出版的一本深入探討阿拉伯文化禁忌的書等例證，說明美國政府運用人類學的資源與知識做為戰爭分析，甚至攻擊性戰術的關鍵工具。
姑且不論這位部落格作者的立論是否周延，且對於相關資料引據的剪輯與查證是否完備，這樣的論點確實引發了我一些想法。首先是我所初淺認知的人類學倫理。
第一層的倫理問題，可能由田野研究的方式及其與被研究者間的關係所產生。「一群懷有學術目的的人類學者，湧進一個異文化的社區，在極為有限的時間內，必須獲得所預期的材料，那會是個什麼樣的景象？」(謝世忠，1991)首先，被稱之為學術目的的研究內容，亟可能反映論述者的主觀意志對於被研究者可能產生的被詮釋形象；研究者也提及這種現象是全球人類學田野研究工作中的普遍現象，而在台灣，這類的論述者通常指的是漢人或出自漢文化的詮釋系統。其次對於異文化的或臆測或誤解，固然情有可原卻難避強勢論述殖民之嫌。
參考資料：
菊花與劍。2007年7月30日，閱讀自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049353
The Arab Mind。2007年7月30日，閱讀自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F011096002
謝世忠。1991。學術觀光與人類學田野倫理。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21期。台北市：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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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自己。藝術教育質性研究 報告3
指導教授：潘英海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