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藉由觀察對於高能物理研究中，肩負最關鍵角色的探測器對於兩群物理學家的意義與不同的理解與使用方式，做了細膩的觀察並做了頗令人拍案叫絕的論述：「理論物理學家，不像笛卡兒樣式的(Cartesian)實驗物理學家，(而)是頗有點柏拉圖味道的(Platonic)，他們把探測器產生的數據看成是沒有被那種機器沾染的東西。」這個絕妙的比喻，不難讓我們想見合作中的這兩群人，對於「建構科學的常識」與「對於科學的信念」可能產生的極大歧異。
文末，研究者字裡行間對於處理「科學共同體的信念體系(belief system)」似乎也有著某種程度的困惑與論述拮据。「(這個體系)和民族志作者本人以及他的讀者得以生長起來的文化的常識，這兩者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保持信念懸置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容易陷入困境。」我想這確是人類學者進入異質場域進行研究，並嘗試以既有語言將其轉化為可被解讀、被理解的文化概念時，所必須面對的高度挑戰。所幸誠如研究者在最後對於自己所執行任務的清楚描述：「我所提供的是一種描述，是對於一個客觀性的極端文化(extreme culture of objectivity)盡最大可能地進行深度描述……」正是這「盡最大可能」的企圖與胸襟，讓我們不禁對於人類學者的努力感受到極富意義的珍貴價值，並持續升起敬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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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自己。藝術教育質性研究 報告4
指導教授：潘英海 教授
